附近的人大半用完了餐。今年7月14日，下午兩點多，美食城里的廉價檔口不再排隊，商場頂樓的高檔餐廳逐漸冷清，大群外賣騎手四散。梁寧寧把送外賣的電動車停到一棟寫字樓下，空著手上樓，找一家律師事務所，說想打官司。
三個月前，由于附近一小區(qū)只允許騎手和快遞員走一個偏門，不讓走正門，他向北京市朝陽區(qū)人民法院起訴該小區(qū)的物業(yè)公司。梁寧寧認為該小區(qū)侵犯自己的人格權，“涉嫌職業(yè)歧視與侮辱”，其后，他斷斷續(xù)續(xù)地利用自己的閑暇時間，找律師代理。
他堅持穿著一身明黃色的騎手工作服進入寫字樓。他到這里找律所，有一個重要緣由，是這樓允許他隨便上，他說，附近許多寫字樓和商場都不讓騎手進。例如，有家大型國企，不僅不讓，樓下也沒有放外賣的桌子，騎手只能拎著東西在樓下等；外賣平臺給他送一單的時間又很有限，超時扣錢。他心里緊張，在門口的花壇上坐，保安還要驅趕。梁寧寧心里不服氣，但不多話。
這家律所同意代理這一訴訟，七月底，本案一審開庭前夕，法院給梁寧寧打電話通知時間，他還問，能不能穿著送外賣的衣服去，想證明“這衣服不代表什么，法院也能進”。對方回復，可以穿這身衣服，沒關系。
這是一個長寬皆是五百米左右的正方形小區(qū)，建于2004年，有共計十一棟高層住宅。要送到這里的單，“有時候一天好多個，有時候一個沒有”，梁寧寧說。
梁寧寧和他的一些同行表示，外賣平臺給他們規(guī)劃路線，總是讓他們從作為正門的西門進，但實際會被保安以“規(guī)定”為由攔下，要是去作為后門的東北門進，又會導致后面一溜的單都出現(xiàn)超時。每單超時罰款三元，好像不多。但梁寧寧說，跑路程不長的一單酬勞可能總共只有四元。這樣一路被扣，他心里很不愉快。
梁寧寧不是沒爭取過，但他不擅長與人爭吵。與這小區(qū)的保安爭論起來，他“只能是說這幾句”——“為什么讓人家進，我們不能進？”保安說，領導不讓進，他們沒辦法。然后，兩邊都熄了火。
他由后門進去送外賣，路過這個小區(qū)的物業(yè)，也沒打算進去。他說，自己表達能力很差；雖然，他心里長久在想：“要是住里面的優(yōu)先進，那我們（老家的）村莊也可以不讓別人進了？每個群體都是這樣，社會不分裂完了嗎？”
他還是堅持送外賣以前的看法，相信工作都是平等的，不是分三六九等。只是，平時仍然總是妥協(xié)。
這地方超出了他平時穿梭的范圍。下午陽光的包裹之中，現(xiàn)代大廈的鋼化玻璃外墻看上去幾乎是半透明的，梁寧寧穿著工作服，羞澀地與我一起走入其中——他肉眼可見地僵硬起來。
梁寧寧回憶，剛開始送外賣的時候，他對人很客氣，有一回，一個顧客看自己的餐一直不到，給他打電話，說得很不尊重，“我一直跟他道歉?！?/p>
現(xiàn)在，他對人硬氣多了。再有人說他送得慢，他就說：“那我得一單一單地送。”后面就不會再理。
他又抱怨，軟件上，與顧客在線對話的窗口只能發(fā)實時拍的照片，不能發(fā)手機相冊里的圖，也不能發(fā)截圖；其實，截圖給催促的顧客看一下，他手里還有這么多單，他們也就明白了。
送外賣之前，梁寧寧在江蘇南通打工。在他看來，與南通相比，北京這城市算是對于電動車友好，查超速和逆行沒那么嚴，一般是先警告。他在自己的頭腦里把它轉譯為，“對勞動者寬松一些”。在他眼里，電動車的洪流中，以騎電動車為生的人十分顯眼，包括他廣義上的同事們，黃色的衣服，背后寫著“美好生活小幫手”，藍色的是另一家外賣平臺的騎手，黑色的是快遞員，還有一些兼職的“眾包”騎手，沒有標識。
梁寧寧對于送外賣很有幾分熱情，他感謝平臺給自己一份“公平”——理由與許多人到大城市闖蕩的原因差不多。在廠里，同一條流水線上，要拿高績效得和“線長”處好關系，他社交能力有限，不擅長這個。這工作他做了五年，打給父母的錢不多。
他心懷愧疚，剛到北京當騎手的時候，非常努力地跑單，中午送餐的高峰期，總是掛著十多單，一上車就“一擰到底”，說的是擰油門。那時候，“一天爬樓差不多要爬一百層”，回到租處，一分鐘之內就睡著了。
最初的幾個月，每月能掙到一萬多塊錢，后來，他決定由聽站長指揮的“專送”改跑更自由的“樂跑”，收入降低。
“公平”意味著束縛，他并不喜歡，但選擇承受。我提出看看梁寧寧的工作群，發(fā)現(xiàn)他們最多聊些趣事，也有情緒失控的時候：“這系統(tǒng)腦殘吧?！睕]什么人討論某一片區(qū)怎么跑合適，因為導航把路線規(guī)定得明明白白：“我們被動接受，有什么話語權？”
他記得，剛來北京的2021年，下了大雪，雪停了之后，積雪很深，風刮在臉上很疼。系統(tǒng)“爆單”，不停地給他派活，他干不過來，只能下線；因為擅自下線，他被扣了兩千多塊錢。供騎手聯(lián)絡的客服電話不一定能打通，有時對面接起來，又掛了。他打通了，說了一下，后來退給他一千塊。
關于不合理的線路、系統(tǒng)不曾了解的路障，“找客服說沒用，沒法統(tǒng)計這些問題?！绷簩帉幷f，“他們是依據他們的算法來的。我們一個人怎么和一個大公司說去？”
騎手們用的系統(tǒng)規(guī)定的導航軟件和地圖軟件的界面相似，一條線穿越街巷，連接點與點，總照它說的做。
有時拐錯了彎，系統(tǒng)會建議梁寧寧調個頭逆行，他也照辦，雖然系統(tǒng)又提示，這是示意圖，騎手應當遵守交通法規(guī)。
梁寧寧剛到北京的時候，租房平臺給他找了一個小區(qū)里的“半地下室“，“半”來源于一扇露出地面的窗戶，可以平視外面行人的腿腳；“冬暖夏涼的”，價格也比一般的隔斷間便宜，梁寧寧懷念著它。問題是，這半地下室的管理員要求他們把送外賣的工作服脫了再回去。他記得，管理員給他解釋說，其他住客擔心他把電瓶拿進房里，造成火災。
其實，梁寧寧的車用路邊電池柜里租的電池，不需要在室內充電，但他想，這里住的人很多，他沒法一家一家地分辯；這種半地下室做出一些隔斷出租，本就處于監(jiān)管的灰色地帶，惹惱一些不講理的人，他們會不停地打投訴電話。去找房東評理也沒用，對方不會在乎。梁寧寧默默地開始脫衣進門，直到一個同租的騎手朋友不小心，穿了幫，他們只能搬家。
其實，送外賣經常遇到一些溫暖的小事，梁寧寧曾經看見，顧客的隔壁人家門口放了一箱水，還有一個牌子，寫著“小哥辛苦了，水拿著喝”。
但人家看不慣他工作服的事情發(fā)生多了，日積月累，梁寧寧說自己比從前憤怒。有個朋友對他說，“氣得想要毀壞公物”，他說，自己也是。
騎手的工作仿佛令他有了一個廣角鏡頭，以前，令人不平的事碰到的少，他對自己說，這是個別現(xiàn)象；但開始送外賣以后，每天碰到好多人：“有商家，有顧客，在路上（看到的人）……”
閑暇時間，梁寧寧喜歡點開一些資訊平臺類軟件，點進去看一次“騎手”新聞，就不斷地給他推送類似的——總有騎手被“欺負”的新聞和短視頻。
梁寧寧想起，自己也遇到過這樣的事。大半夜的，電動車不小心拖拽了別人手里的拴狗繩，驚嚇了狗。陪著狗主人散步的一個人怒罵他，罵得他報了警；警察來了，撫慰兩邊的情緒，他就沒有堅持讓對方向他道歉。事后，他又有些埋怨自己，覺得沒保護好自己的尊嚴。
他經常跑平臺的一項“拼單”服務，在這個小程序里“團購”外賣，價格比一般外賣低。他又覺得，這服務對送餐的騎手不太公平。接到這樣“拼單“的配送任務，騎手要給附近好幾個參與拼單的人送餐，到手的配送費不及一單一單送的費用高：“但我也想（占）便宜?！?/p>
有一些事在他心里動搖了。梁寧寧逐漸想起來，自己小時候有多么較真——中考結束的那暑假，縣城里有一個技校組織一些初高中畢業(yè)生到外地工廠里打零工，他也參加了。等他讀了高一，工資到手，發(fā)現(xiàn)被克扣了一部分。他用打工的錢買了個手機，上2G網搜縣里勞動局在哪兒，到了又發(fā)現(xiàn)已經搬走了。他硬是打110問到了勞動局的新址。
他記得，勞動局的人幫他協(xié)調，學校多發(fā)給他200元錢，也不是被克扣的全部。
梁寧寧當時讀的是縣里的普通高中，學習氣氛不濃厚，背文言文顛來倒去，也不喜歡。出去打工的時候，他在外地的書店里買到幾本講經濟和創(chuàng)業(yè)的書，很感興趣，覺得學校里教不了這些；于是就輟學出來，想到處看看。
他記得，自己年少時與朋友們爭論過，成功憑什么。朋友說，憑人脈。他覺得，應該是憑智慧、憑遠見。
他一度在南通與家人一起開了一個家紡作坊，整天忙個不停，后來，有一個客戶說貨質量不好，一筆錢拖著沒給，把他的小生意拖黃了。他沒別的辦法，進廠當了普通工人。
梁寧寧說，自己生意失敗之后喜歡找一些哲學書看，面對自己理解不了的遭遇、形形的人，他疑惑一個認識論問題：“為什么我是這樣想，他們卻是那樣想？”
更令人疑惑的，可能是改換職業(yè)之后，他自己身上發(fā)生的改變，梁寧寧曾經有些死板地相信規(guī)則：“以前即使沒人，我也從來不闖紅燈……”
比如，與梁寧寧同屬一個站點的安哥對我說，被梁寧寧告了狀的小區(qū)在騎手之中，是避之不及的，他們確實給這小區(qū)起過一個差不多意思的綽號。平時接到里面的單——“能轉就轉，不能轉就報備踢（取消）。實在整不出去，硬著頭皮送?！?/p>
安哥描述，等騎手到了附近，寧可打電話給顧客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您的餐丟了，我賠您錢吧。”他們用微信跟人私了，自己把餐吃掉，也不愿意超時，連累后面跟著的一長串單。
較“溫和”的解決辦法是一路上闖紅燈、為了抄更近的道而逆行?！斑@樣很容易出交通事故”，他們的“工友”鐘姥爺說，“小區(qū)進哪一個門都是小事，公司要是能給我交保險是大事?！?/p>
騎手望海說：“（我們）向公司也反饋過啊，12345啊，社區(qū)啊，我們都反映過，別的地方配送時長給騎手的是30分鐘，那你這種難送的小區(qū)、需要走進去的，那就要給我們50分鐘，對吧，要不然呢，這樣訂單的小區(qū)有個指定的地方（放）?！?/p>
代理這起案件的北京愛申（朝陽區(qū)）律師事務所律師劉飛對我表示，今年7月，第一回看見梁寧寧，他穿著騎手服，說自己不能進小區(qū)的前后經過；劉飛聽了，先勸他走行政途徑投訴，梁寧寧說，找過街道工會，沒給解決。劉飛表達一個意思：“即使最后認定了，可能執(zhí)行起來困難，而且被告只是一個小區(qū)，你遇到下一個小區(qū)，又怎么辦？”
劉飛坦言，這起民事訴訟涉及一般人格權與小區(qū)物業(yè)管理權之間的爭議。他解釋，一般人格權不同于肖像權、名譽權等具體人格權，沒有明確的概念。因此他最初聽了案情，感到為難。
但是，律所同事們能體會梁寧寧的感受，在采訪中，劉飛突然想到，接到這起訴訟的那段時間，有一則社會新聞很火熱：云南部分旅游團禁止律師和記者參團，大概覺得這些職業(yè)的人喜愛挑刺。
劉飛表示，梁寧寧起訴后才開始找律師代理，之前，他生著悶氣獨自去立案庭，大約是網上下了個模板，照著填上1.2萬元精神賠償金——梁寧寧對他說過，如獲得賠償會捐給境況不好的同行們。
等到劉飛和同事今年7月去現(xiàn)場調查，這扇大門已經對騎手打開了，具體原因不知；本案7月24日開庭，被起訴的小區(qū)物業(yè)公司辯稱，大量騎手導致小區(qū)門前道路擁堵，“堵得非常厲害”，因此，不能讓他們把車停在這里。劉飛說，在現(xiàn)場看過，騎手引起的擁堵不嚴重，主要是網約車停靠問題。雙方就一些圖片和視頻辯論，難以達成共識。
9月28日，我在商圈外十多個騎手之間找著梁寧寧，他戴著遮陽用、遮半張臉的面罩，在一大群騎手中，完全認不出來。這是中午送餐高峰期的末尾，商圈門口將停未停著好些電動車。
次日，我到梁寧寧起訴的小區(qū)走訪。西門已向騎手敞開，一些電動車停在居民進出與網約車落客的區(qū)域，看上去有些雜亂。保安表示，現(xiàn)在西門的規(guī)定是，業(yè)主和訪客騎車進，外賣員只能走路進，他們也不明白為什么；東北門保安說金字招牌誠信至上，這個門都能進，按他想，大門不讓騎手進的原因是里面沒那么多空間停放電動車輛。
其實，這小區(qū)還有一個更難找的南門，這時候能進外賣，但不能送快遞，保安解釋，要是運送快遞的小車也在這里停：“不得堵死了？這里還有孩子上學。”
就一些大型小區(qū)及商圈附近的道路擁堵，多名法學家、城市規(guī)劃專家表示，《物權法》及各法規(guī)、條例并未明確前述主體辟出對應區(qū)域解決騎手、快遞員的停車問題。
一名專家表示，他認為，妥善處理車輛的責任主體是管理這些騎手的物流企業(yè)，關于小區(qū)是否應當為其門口無序停放電動車的問題負責：“這是一個（小區(qū)）私權與（市政）公共權力交叉的地方”，立法層面而言，對小區(qū)規(guī)劃與管理管得太嚴恐不太現(xiàn)實。